上海致公
发布时间:2022-05-15  

  他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动物饲养员或图书管理员;他走遍深山老林、河滩沼泽、雪域高原、大漠戈壁,出版过《中国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原理及管理技术》等6部著作,发表了80余篇论文,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他又在行政领导的岗位上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聪明才智。他就是张恩迪,国际知名动物生态学专家,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0年,张恩迪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勤于钻研,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当年收音机还是个稀罕物时,他就已经能自己动手拼装出4台收音机,这一手“绝活”连他的小学老师也不得不佩服。然而真正让他痴迷的却是大自然。正如许许多多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一样,张恩迪从小就热爱自然。放学后,他喜欢带着瓶瓶罐罐来到花园里搜寻让他着迷的小生灵。休息日,他喜欢渡过汽笛阵阵、海鸥低飞的黄浦江,来到遍布农田的浦东,沉醉于那里的风清云淡、绿草茵茵。与许多孩子的“玩”不同,张恩迪从大自然中获得的不仅有课余的闲情野趣,更有无数科学知识的积累。在并不宽敞的家中,胆大心细的他养过猫、麻雀、松鼠、蜥蜴、蟾蜍,甚至还有让许多人敬而远之的蛇。他对动物们认真观察,悉心喂养。为认识这些小动物,使它们能在自己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他经常在休息日带上两个馒头去当时的南市区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呆就是一整天。正是在这样实践与理论的熏陶下,张恩迪对于大自然、对于生物学的兴趣越发浓厚。1979年高考时,他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作为自己的报考志愿,并如愿以偿进入了这个自己心仪已久的专业。

  大学是知识的熔炉、是各种学术观点汇集、碰撞的地方,在这里张恩迪系统学习、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人类熟悉而又陌生的大自然的奥秘。生物学的学习是艰苦的,它的课堂不仅限于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更多是在野外,尽管条件艰苦,张恩迪却乐此不疲。在撰写关于黄胸鼠行为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时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黄胸鼠,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是一种我国比较常见的鼠类,其为害程度不亚于褐家鼠。由于它生性狡猾,对食饵有着很高的警惕性,通常的投饵捕杀方法难以奏效。难道小小的耗子真的那么难对付吗?翻阅了有关资料后,张恩迪对这个威胁农作物生长的人类死敌产生了兴趣,他决定对黄胸鼠的行为规律进行研究,找到合适的捕杀方法。在著名兽类学专家盛和林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张恩迪设计了非常巧妙的实验线路:每天他都把相同成分、相同重量的食饵喂给黄胸鼠吃,第二天通过称量食饵重量变化观察老鼠食量的变化。经过连续几十个晚上的观察,他发现起先黄胸鼠对食饵不闻不问,但随着时间推移,黄胸鼠的食量逐渐增加,到第七天达到最大,以后又逐渐下滑。这说明,黄胸鼠对已熟悉的食饵并不排斥,它对新异物会逐渐放松戒备。基于此,张恩迪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黄胸鼠对新异物行为反应的研究》,提出以普通食饵消除黄胸鼠的戒备心理,到第七天前后用有毒食饵替代普通食饵,可以有效消灭黄胸鼠的观点。该论文发表后获得了学术界的赞誉,《文汇报》对此作了专门报道,1988年它还被收入当年第一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有好老师的领路,有媒体的适时鼓劲,有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成功,张恩迪更坚定了从事动物生态学研究的信心。

  1992年9月,位于英国伦敦西北古老的剑桥镇上,曾经培养出牛顿、达尔文、霍金等著名科学家的剑桥大学迎来了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典雅的校园,静静流淌的剑河水,还有那曾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抹悲情的康桥,在这位中国学者眼中不只是充满浪漫诗情的桃源,他将在这里开始为期四年的博士学位研读生涯。

  1986年,张恩迪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继续从事动物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在攻读硕士学位和任教期间,他对黄鼬、林麝、河狸、獐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了近十篇论文。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加上传统粗放运作方式的延续,在进行大规模开发过程中,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面对这种情况,一个生物工作者的职业良知和肩负的神圣使命促使张恩迪去认真思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这一重要命题,去更多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极富闯劲的他首先选择了相关国际研讨会作为自己认识世界的窗口。

  1987年,印度科学院与亚洲开发银行在印度著名的科学城班加罗尔举行首届亚洲保护生物学研讨会。见到这条消息,当时还在国际生物学研究领域默默无闻的他在征得学校同意后,抱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立即给主办方发去了参加研讨的申请函,希望得到主办方的资助。数天后,印度方面发来回函,表示愿意邀请他参加研讨并提供全程费用资助。他因此成为仅有的与会三名中国学者之一,相对于两位中国同行教授的头衔,此时他的职称只是助教——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

  学无止境。在国外研讨机会的增多使张恩迪的眼界更加开拓,他已经不满足于普通研讨会上蜻蜓点水式的学术交流,他希望能够去国外更直接地学习先进的生态保护理念和做法。经过不懈努力并凭借在学术上的出色成绩,张恩迪终于取得了公派出国名额,除中英友好奖学金外,他还争取到了英国海外研究生奖学金、剑桥大学海外基金会奖学金等多份奖学金,这些都为他在英国潜心钻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伦敦,一个历史悠久、充满浓重文化气息的城市,许多先贤圣哲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在马克思曾经学习过的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在达尔文等曾经学习过的剑桥大学图书馆,张恩迪尽情徜徉于知识的海洋。即使有那么多奖学金为依托,他依然可以选择边学习、边打工。然而在剑桥的四年里,他没有打过一天工。他清楚,国家不远万里送他来留学、家人全心全意支持他做学问,并不是让他到剑桥这个世界著名学府打工赚小钱的,他的任务就是早日学成回国,为国家作贡献。

  由于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张恩迪每个月有两周时间学习理论,两周时间要去惠普斯内德野生动物园观察他的研究对象“中国水鹿”——獐的行为。之所以称獐为“中国水鹿”,因为这种动物原产中国。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才被以不光彩的方式引入英国。在国内,由于獐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其数量大幅度减少,而在伦敦郊区著名的惠普斯内德野生动物园,獐的种群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还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其成功经验可以对今后该物种在国内种群的恢复提供有益借鉴。正因如此,张恩迪将獐的行为生态研究作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主攻课题。而他的导师凯思·埃尔钦汉教授也戏称张恩迪的留学为“一个中国人到英国研究中国的水鹿”。

  尽管早在国内时张恩迪就接触了大量有关獐的资料,但在剑桥大学做博士论文并非那么简单。一方面,论文的写作要建立在大量枯燥而艰苦的野外考察基础上,另一方面,对于一个以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而言,用英语撰写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其挑战可想而知。为能准确记录下野生公园内獐群的生活习性,张恩迪把帐篷悄悄设在了獐群经常出没的地方,然后独自躲在帐篷内偷偷地观察。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困了,打个小盹。这是一年四季都要进行的观察,最难熬的莫过于冬季。以前,张恩迪只在狄更斯的小说里看到过对潮湿阴冷的伦敦冬季形象化的描述,而现在他有了切身的体验——在零下十多度的寂静夜晚,野外北风阵阵,时常飘落雨雪,为了不惊扰獐群,他不能在帐篷里生火取暖,只能多裹一条毛毯硬撑着挺过一个又一个寒夜。

  求学即是求道,个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有体味。然而近四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张恩迪不仅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与世界动物学界和生态学界的大量近距离的学术交流了解了世界生态保护前沿领域的动态和最新方法,并使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各国同行熟知和认可。1996年,在他即将启程回国前,就受聘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担任亚洲保护交流项目主任,2001年起,又担任了这个组织的中国项目主任。

  1996年8月,张恩迪回到了阔别4年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和昔日的老师、同学、同事一起投入了对中国动物生态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他如鱼得水,干劲十足,跑遍了除台湾外的所有省份,先后开展了我国獐的生态学研究、亚洲公众保护意识的研究、野生东北虎种群调查、中医药和野生动物的保护等科研工作;和有关主管部门合作推动了中国第一个跨国界虎豹保护区吉林珲春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参与了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的筹建;参与了中小学课本中有关野生生物章节的编撰和相关师资培训。他还联合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力量,利用各种场合向社会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在这众多工作中,最让他毕生难忘的并不是第一次抓拍到野生东北虎的喜悦,也不是多次站在主席台上主持大型学术会议的沉着,而是1999年闯荡西藏墨脱县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经历。

  墨脱,藏语之意是“鲜花盛开的坝子”,位于西藏的东南角,地势南低北高,至今仍是全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级行政区。它是西藏高原海拔最低、气候最湿、雨量最充沛、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是一片从未开发的处女地,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为动植物学家所向往。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前,对墨脱地区的生物学研究却是空白。1999年,张恩迪会同国际野生生物学会的乔治·夏勒、北京大学的吕植、西藏林业厅的张宏等专家一起对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进行了考察。

  山路崎岖陡峭,加之高原缺氧,考察队的行进速度只能达到每天20公里。而且,在这样的地区行进,连风餐露宿的机会也没有,这是因为山势险峻,几乎直上直下,上下山途中几无可以扎营的地方,如不能及时赶到当地村寨宿营而在路上耽搁,就会有生命危险。当地有两大特产,那就是蚂蝗和蚊子。皮肤白皙、相貌俊朗的张恩迪不知怎的更是受到了这些虫害的特别“关照”。即使事事小心,张恩迪还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雪坑遍布,一次在行进途中,他一不小心陷入了雪坑。此时,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往下沉而不敢挣扎,因为越挣扎下陷的速度越快。幸亏同伴和向导及时奋力将他救出险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张恩迪率领考察队成员在“鲜花盛开的坝子”的周边地区完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填补了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后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西藏芒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经历了在墨脱生与死的考验,张恩迪对自己更加充满信心。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感慨地说:“如果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是对我智力水平的肯定,那么能顺利完成藏东南地区的考察就可以看作是对我体能和意志的肯定。能完成这两件事,至少证明我的智力、体能和意志不比别人差。”

  “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体现出来。”这是在张恩迪结束剑桥大学学业准备回国时,导师凯思·埃尔钦汉对他说的话。当时,张恩迪对这句话并没有十分理解,只是当作普通的勉励之词,而通过回国后的工作实践,尤其是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后的工作实践,他才感悟到恩师说这线月,在浦东新区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张恩迪被选举为新区的六位副区长之一,分管教育、文卫、体育等社会事务。尽管之前他担任过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致公党华东师范大学支部主委,有一定的行政工作和党务工作经验,但这与担任政府行政领导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对张恩迪而言,这一次身份乃至职业的转变不啻于一场人生重大的挑战。他深深感到,要胜任新的工作岗位,要完成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嘱托,最大的难点就是把自己从一个学术专家转变成行政领导。他认为,虽然作为专家拥有的知识可能派不上太大的用场,但是所受过的严格专业训练必定会对自己有所帮助。

  然而上任之初,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就给对区情尚不熟悉的张恩迪来了个下马威。“非典”如同战场上看不见摸不着的对手,同它的较量无疑是对各级党和政府的严峻考验,尤其对分管卫生的张恩迪来说,面对浦东广阔的土地和每日大量流动的人口,“抗非”压力不言而喻。既然党和人民把我摆在了这个岗位上,我就只有尽心竭力把工作做好,确保一方平安。张恩迪如是想。

  “非典”来袭本身是件坏事,但它却对公共应急体制建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恩迪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用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去迅速熟悉自己陌生的岗位,去学习如何做好一个让人信服的公共管理者和行政领导。那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是忙碌的,下班后、双休日,张恩迪不是和大家商议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完善所制定的各类预案,就是为市领导提供各种决策咨询,或者与区委、办负责人深入一线进行调查、慰问。

  如果翻看“非典”时期留下的新闻影像,不难发现手持红外线点测温仪的工作人员构成了海陆空港的一道独特风景,而这正是有关方面听从了张恩迪的建议采取的措施。当时,为确保进出海陆空港旅客不具备传染“非典”的必要条件,需要对旅客进行快速体温检测,但相应技术手段却极其缺乏。在一次市防“非典”工作会议上,张恩迪结合专业特长,提出用红外线点测温仪快速测量进出港旅客的体温,其时间消耗只有几秒钟。市领导在听了他的陈述后,立即拍板进行试点,并视效果加以推广。后来的事实证明,用红外线点测温仪的确事半功倍。为落实防治“非典”的有关预案,他还亲自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走访浦东的部分宾馆,耐心说服经营者,成功征用了部分宾馆作为医学观察隔离区。

  成功抗击“非典”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所取得的胜利,它再次证明了我国政治体制和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经过抗击“非典”的洗礼,张恩迪对于浦东的民风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公共管理尤其是公共危机管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危”和“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危险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化险为夷,成为国家、民族、社会向前发展的良好机遇;危机管理是门科学,需要用综合学科知识加以综合解决。而在此过程中,张恩迪也初次感受到了校园文化与机关文化的碰撞。对于此,他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适应,对自己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管理是门艺术,同时也要讲科学,他觉得,作为领导,要敢于拍板决策,但必须谨慎拍板决策,而要做到谨慎,就必须全面掌握各类信息,力求万事心中有数。他注重调研,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从2003年上任至今,已经跑遍了新区所有的医院和大多数学校;他注重倾听基层同志的意见和建议,经常鼓励基层同志多发表见解,充分保护基层同志的工作积极性;他注重身边的信息化建设,不仅自己对信息化办公系统操作熟练,还要求下属熟练使用信息化设备,能够随时随地联通世界。他希望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职业化的管理者,在行政领导岗位上融入专业人士的科学、严谨、民主、求实的作风,使政府的公共管理工作和机关事务工作更加规范,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作为研究生态学的学者,张恩迪深知一个绿色、健康和安宁的城区环境对发展中的浦东新区而言其意义是多么重要。自从浦东新区政府提出《浦东新区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后,张恩迪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认为:健康浦东最起码应该具有这样一种状态,那就是生态环境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同期的水平,人们对健康环境的认识达到一定的水准。为大力推进健康浦东的建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有关部门一方面运用积极的双向沟通方法

  增强浦东市民对健康城市理念和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另一方面引入项目管理法,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后评估,使这样一项规模较大的举措在实施过程中有章可循,在实施结束后能科学评估,避免了以往推行类似项目时出现的一些弊端。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新区政府共提出9项推进行动,将社区、家庭和不同类型的场所、单位纳入健康促进的重点,把管理重心下沉,并于2005年底顺利实现了首轮三年行动计划的目标,其成果受到多方好评。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在改革中“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在此之前,针对浦东新区各项社会事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张恩迪根据中共新区区委和政府的统一规划,已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举措,其中就包括将新区87所原农村镇管的学校并轨为区管,构筑新区公共卫生体系、发挥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基础网络作用等。对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张恩迪认为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做到社会事务社会参与,真正使政府成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而不是一味强调主动参与具体的活动。

  在他主持下,新区政府在公共教育服务领域创建了“管、办、评”联动机制,明确政府、学校、社会三者各自承担的职能,做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受托进行具体管理,开展效果评估相结合。2005年6月,浦东新区政府与民办教育管理机构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签订协议,委托后者管理公办东沟中学,由此拉开了浦东新区教育领域“委托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序幕。为评估学校的办学绩效,浦东新区于2005年底成立了社会评估机构——上海浦发教育评估中心。

  至今浦东新区教育委托管理项目已达20个,受托方也由民办中介机构延伸到公办院校、行业协会,“管、办、评”的联动机制在磨合中不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这一改革为教育资源的配置机制创新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全国范围内的教改提供了实证基础。日前,“管、办、评”联动机制再次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

  同样是在他主持下,浦东新区卫生事业的改革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卫生事业关系到千家万户,尽管前些年新区卫生事业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基本满足了居民需求,但由于浦东地域广大、城乡交错、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众多,使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日益增长的需求仍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情况。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基层意见的基础上,新区政府一方面在社区卫生管理体制、公共卫生机构运作机制、优化郊区医疗资源配置上寻求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城乡统筹,对城郊卫生二元化管理体制实施一体化管理。这些改革举措实施至今,提高了新区医疗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降低了居民的就医费用,确保了医疗队伍的稳定,受到了各界的肯定。

  目前,作为浦东新区综合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卫生综合改革正在向纵深拓展。其具体目标正如张恩迪在新区人大三届五次常委会议上所作发言《关于推进浦东新区卫生综合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的,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均衡、公平、可及、安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全区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科学、有效、规范的卫生监督管理体系和‘管、办、评’联动机制”。

  担任了6年多新区副区长,张恩迪已经成功实现了从学者到行政领导的转型,但在骨子里,他始终认为自己依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他没有放弃专业,仍然指导多个项目的研究。每个双休日他都要抽时间去华东师范大学,和学生与助手共同探讨科研工作的进展,对学生的课题进行耐心细致的指导;每年,他都要抽时间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与国外同行切磋生态保护领域的心得体会;他在英国留学的成果在国内得到应用,獐的种群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上海郊区开展了野生种群的恢复工程;作为著名虎保护专家,他还在2003年的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以其连珠的妙语给全国电视观众上了一堂精彩的保护虎类知识普及课。目前,张恩迪还担任了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工作,并被聘为复旦大学城市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学生时代起,张恩迪就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努力汲取知识的养分。而今,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他依然孜孜以求,努力学习着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一切有用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在浦东这片曾给他带来儿时美丽梦想的土地上编织着社会事业美好的明天。